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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有话说|弋舟:我们为什么写小说

弋舟 十月杂志 2020-02-14

作家/弋舟

弋舟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有大量长中短篇小说见于重要文学刊物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获郁达夫小说奖,《小说选刊》年度大奖,《小说月报》百花奖,《西部》文学奖,《青年文学》奖,《十月》文学奖,鲁彦周文学奖等多种奖项;著有长篇小说《跛足之年》《蝌蚪》《战事》《春秋误》《我们的踟蹰》,长篇非虚构作品《我在这世上太孤独》,随笔集《从清晨到日暮》,小说集《我们的底牌》《所有的故事》《弋舟的小说》《刘晓东》《怀雨人》等

我们为什么写小说

/弋舟

——我们为什么写小说?

这个问题被人问得太多了,仿佛“写小说”的确算是一件格外需要理由的事情。尤其我本来还是个画画的。我想被人这么质问,多少有些被指责为不务正业的意思。可我只画画的时候,也被人质问过:为什么画画呢?是啊,为什么呢?谁会问你“为什么吃饭”呢?而且,所谓“正业”,究竟是哪个行当,委实让人不好说。反正我没听谁问过某位商人,您为什么经商呢?如果经商是“正业”,那么我画画、写小说的理由便是我没有务正业的能力,如果问我从另一个不务正业为什么弄到这一个不务正业,我除了只好承认我太爱不务正业,还得定定神,郑重地回答:嗯,那的确是因为,我觉得画画,已经不足以满足我想要的表达

这个比较郑重的理由,听起来几近陈词滥调,几乎等于又一个语焉不详,但的确是我最初写作时比较清晰的一个理由。为了满足表达?——什么样的表达需要满足呢?问题总是接踵而至,我想如此诘问下去,是难以叩问到某个根源性的起点的,那个提纲挈领的巨大问题,必定听起来与我们诸多的小问题毫无瓜葛,你硬要以彼来回答此,注定遭人耻笑。

实际上我是真的很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就像被人问道“为什么活着”一样,越是这种牵涉到本质性价值的问题,越是让人不知所云。此类问题一则根底太宏大,二则面目太虚无。所以干脆含糊其辞地应付过去。没有理由好像也不妨碍我们继续“活着”,无凭无据同样似乎也不妨碍我们“写小说”。但是活着活着,写来写去,难免有时候会突然有所怀疑——这个,究竟为什么呢?我们这样急切地、戏剧性地、自以为是忙活,为什么呢?这就是跟自己算账了,运算一番,答案当然往往还是含糊其辞的。如果非要有个答案,那么它们只能是约等于——宏大和虚无。答案原来就是问题本身。那么,我基本上就可以这样来回答了:我活着,抑或写小说,是因为这些项目宏大而虚无。

因此,我从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二年开始活着,从公元两千年开始写小说。

我把开始活和开始写并列起来说,不是想藉着“活”来夸大“写”。谁都知道,我们的“活”实在并无多少荣耀可言。如果硬要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关系,我更愿意让“写”来低“活”。不错,公式似乎又推进了一步,勉为其难地归纳一下,便是: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将生命的姿势降低。

我从小生活在校园里,周围最不缺少的就是书。读书成为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导致出的结果之一,居然是会令人酝酿出势不可挡的表达欲,而且,这种表达的热情,还是建立在一个仰视的角度上——喏,那么多的厉害角色,你都见识过了,还有何傲慢可言?这样看来,读书破万卷算是件有风险的事情,稍不留神,便会让人变得渴望喋喋不休,同时又局促胆怯。但恰恰是这种混合着热烈与阴郁的情绪,成为了我最初动笔时的迷人之处。是的,我愿意,我愿意满怀着羞涩地诉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所享受到的,不啻于一次爱情。于是,怀春般的,我有了第一批严格意义上的创作

如果此言不虚,我是要承认了,我写小说的态度,原来真的时而会偏离了初衷,就仿佛恋爱一场,总不免在某个阶段脱离最初的那份纯粹,三心二意,始乱终弃。当写作之门敞开的时候,遥望一番,居然除了宁静,还有喧嚣。真是糟糕透了,如果我们本来是为了柔软,却越来越刚硬,那算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比本来是在涂红,结果却在画绿,简直是南辕北辙地瞎搞。瞎搞就有瞎搞的后果,那就是,我们时常要面临与挚爱离散的危机。为此,我大约写了一半的报废小说,虽然它们都见诸于刊物,但上帝知道,它们有多恶劣。

这便是回答此类问题的益处,稍加细究,便会发现自己的漏洞。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总是这样背道而驰着,偶尔回过神儿,才来个急停,回到最初应许的道路上去。我的小说就是在这种纠正与偏离之间写下的。跑偏了的时候,就写得难看,回了正路,就稍微好看一些。当然,孰正孰偏,好看与否,这完全是一个很私人化的、很有偏见的洞识,各人有各人的方向——在我们视为歧路的,在他人可能倒是坦途。所以,十年来,我写了百万字,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不断掉头的过程,不觉得矫揉造作的话,你可以把我的姿势看成是一个回望的姿势。

——我们为什么写小说?

我在这里使用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很有规模的词,无外乎是在给自己壮胆,给自己取暖,好像真的总是有这么一群人,至少是一伙人,这些跑在一条道上的家伙,不合时宜地,排列在这个短句中——继续跑。

感谢主,这个地球上的路径还真是多,不至于让我们四处碰壁。总有一条道路是为我们敞开的,敦促我们成为一个忠贞不渝的人。在写作之路上,我的经验是,确有这样一些杰出的平台为我们而预备

最后,引用一前辈的话,J.D.塞林格——就像《纽约客》始终为他敞开一样,我们也自有自己的承荫蒙泽之处。J.D.塞林格,这个老嬉皮,在《弗兰妮与祖伊》的卷首献词中这样写道:

一岁的马修·塞林格曾经鼓动一起午饭的小朋友吃他给的一颗冻青豆;我则尽力秉承马修的这种精神,鼓动我的编辑、我的导师、我最亲密的朋友(老天保佑他)威廉·肖恩收下这本不起眼的小书。肖恩是《纽约客》的守护神,是酷爱放手一搏的冒险家,是低产作家的庇护者,是支持文风夸张到无可救药的辩护手,也是生来就是艺术家的大编辑中谦虚得最没道理的一个。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为“守护神、冒险家、庇护者、辩护手、最没道理谦虚的艺术家”,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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