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写小说?
这个问题被人问得太多了,仿佛“写小说”的确算是一件格外需要理由的事情。尤其我本来还是个画画的。我想被人这么质问,多少有些被指责为不务正业的意思。可我只画画的时候,也被人质问过:为什么画画呢?是啊,为什么呢?谁会问你“为什么吃饭”呢?而且,所谓“正业”,究竟算是哪个行当,也委实让人不好说。反正我没听谁问过某位商人,您为什么经商呢?如果经商是“正业”,那么我画画、写小说的理由便是:我没有务正业的能力,如果问我从另一个不务正业为什么弄到这一个不务正业,我除了只好承认我太爱不务正业,还得定定神,郑重地回答:嗯,那的确是因为,我觉得画画,已经不足以满足我想要的表达。
这个比较郑重的理由,听起来几近陈词滥调,几乎等于又一个语焉不详,但的确是我最初写作时比较清晰的一个理由。为了满足表达?——什么样的表达需要满足呢?问题总是接踵而至,我想如此诘问下去,是难以叩问到某个根源性的起点的,那个提纲挈领的巨大问题,必定听起来与我们诸多的小问题毫无瓜葛,你硬要以彼来回答此,注定遭人耻笑。
实际上我是真的很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就像被人问道“为什么活着”一样,越是这种牵涉到本质性价值的问题,越是让人不知所云。此类问题一则根底太宏大,二则面目太虚无。所以干脆含糊其辞地应付过去。没有理由好像也不妨碍我们继续“活着”,无凭无据同样似乎也不妨碍我们“写小说”。但是活着活着,写来写去,难免有时候会突然有所怀疑——这个,究竟为什么呢?我们这样急切地、戏剧性地、自以为是地穷忙活,为什么呢?这就是跟自己算账了,运算一番,答案当然往往还是含糊其辞的。如果非要有个答案,那么它们只能是约等于——宏大和虚无。答案原来就是问题本身。那么,我基本上就可以这样来回答了:我活着,抑或写小说,是因为这些项目宏大而虚无。
因此,我从公元一千九百七十二年开始活着,从公元两千年开始写小说。
我把开始活和开始写并列起来说,不是想藉着“活”来夸大“写”。谁都知道,我们的“活”实在并无多少荣耀可言。如果硬要在这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关系,我更愿意让“写”来拉低“活”。不错,公式似乎又推进了一步,勉为其难地归纳一下,便是:我们的写作,是为了将生命的姿势降低。
我从小生活在校园里,周围最不缺少的就是书。读书成为一件家常便饭的事情,导致出的结果之一,居然是会令人酝酿出势不可挡的表达欲,而且,这种表达的热情,还是建立在一个仰视的角度上——喏,那么多的厉害角色,你都见识过了,还有何傲慢可言?这样看来,读书破万卷算是件有风险的事情,稍不留神,便会让人变得渴望喋喋不休,同时又局促胆怯。但恰恰是这种混合着热烈与阴郁的情绪,成为了我最初动笔时的迷人之处。是的,我愿意,我愿意满怀着羞涩地诉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所享受到的,不啻于一次爱情。于是,怀春般的,我有了第一批严格意义上的创作。
如果此言不虚,我是要承认了,我写小说的态度,原来真的时而会偏离了初衷,就仿佛恋爱一场,总不免在某个阶段脱离最初的那份纯粹,三心二意,始乱终弃。当写作之门敞开的时候,遥望一番,居然除了宁静,还有喧嚣。真是糟糕透了,如果我们本来是为了柔软,却越来越刚硬,那算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比本来是在涂红,结果却在画绿,简直是南辕北辙地瞎搞。瞎搞就有瞎搞的后果,那就是,我们时常要面临与挚爱离散的危机。为此,我大约写了一半的报废小说,虽然它们都见诸于刊物,但上帝知道,它们有多恶劣。
这便是回答此类问题的益处,稍加细究,便会发现自己的漏洞。但是神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总是这样背道而驰着,偶尔回过神儿,才来个急停,回到最初被应许的道路上去。我的小说就是在这种纠正与偏离之间写下的。跑偏了的时候,就写得难看,回了正路,就稍微好看一些。当然,孰正孰偏,好看与否,这完全是一个很私人化的、很有偏见的洞识,各人有各人的方向——在我们视为歧路的,在他人可能倒是坦途。所以,十多年来,我写了数百万字,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不断掉头的过程,不觉得矫揉造作的话,你可以把我的姿势看成是一个回望的姿势。
——我们为什么写小说?
我在这里使用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很有规模的词,无外乎是在给自己壮胆,给自己取暖,好像真的总是有这么一群人,至少是一伙人,这些跑在一条道上的家伙,不合时宜地,排列在这个短句中——继续跑。
感谢主,这个地球上的路径还真是多,不至于让我们四处碰壁。总有一条道路是为我们敞开的,敦促我们成为一个忠贞不渝的人。在写作之路上,我的经验是,确有这样一些杰出的平台为我们而预备。
最后,我想引用一位前辈的话,J.D.塞林格——就像《纽约客》始终为他敞开一样,我们也自有自己的承荫蒙泽之处。J.D.塞林格,这个老嬉皮,在《弗兰妮与祖伊》的卷首献词中这样写道:
一岁的马修·塞林格曾经鼓动一起午饭的小朋友吃他给的一颗冻青豆;我则尽力秉承马修的这种精神,鼓动我的编辑、我的导师、我最亲密的朋友(老天保佑他)威廉·肖恩收下这本不起眼的小书。肖恩是《纽约客》的守护神,是酷爱放手一搏的冒险家,是低产作家的庇护者,是支持文风夸张到无可救药的辩护手,也是生来就是艺术家的大编辑中谦虚得最没道理的一个。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为“守护神、冒险家、庇护者、辩护手、最没道理谦虚的艺术家”,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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